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导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领域发展的政策是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以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任务，关键指标是全国规划范围内的城镇污水处理新增规模建设。随着“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启水务综合治理时代，《“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将初期雨水治理、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理列入主要任务之中。到“十四五”时期，“建设规划”演变为“发展规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重点是“强化设施弱项”，新增规模大幅缩减，主要建设任务落在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和污水管网补短板上。

此后，随着《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见》等的出台，可以清楚看到行业目标从点状治污到效果导向、协同联动的演化，出于综合效果要求污水处理厂之外的全链条配套设施跟上进度、加强运营；出于降碳需求，污水处理厂开始被视为“资源”，探索资源化、能源化再生利用。同时，产业发展也从大建设时期、提标时代，发展到了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的阶段，行业关注的重心也从污水厂达标运营逐渐向外扩展，包括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与运维、溢流污染治理、再生水回用、协同降碳等，内涵日益丰富。

污水处理和污染治理仍然在路上。生活污水处理重点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关注污染控制和达标排放，而是在经过集中追求达标排放的阶段后，生活污水处理更深层次的需求显现了出来。

在当前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基本建设完毕、提标改造告一段落的背景下，城市污水处理率接近“满分”。但与此同时，污水厂进水中有机污染物常年偏低，城市河道水体黑臭频发，生态环境治理“体感”不佳。因此，“污水处理收集”问题凸显。根据最新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当前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8%，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70%，污水收集效能提升空间较大。而这仅是城市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管网系统覆盖率只有50%不到，加上大量外水，使得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负荷偏低。可以说，只有一半左右的污水得到了处理。管网系统的覆盖不足、合流制、运营效率等问题，在导致低浓度进水以外，还进一步带来了溢流污染、城市内涝等问题。提高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一方面应改变重地上基础设施、轻地下管网建设的倾向。另一方面需加强顶层设计、解决雨污水混接的管理问题，规范管道材质和施工监管标准等。

综合来看，我国污水处理系统工程作为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仍然在路上。一是加强污水处理系统特别是排水体制的顶层设计，制定提质增效、强弱项补短板的路线图。二是治理雨季溢流污染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在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8%，甚至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要首先考虑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污水处理厂的能力进行扩能增容，然后考虑在线和末端的储存，最后才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采取行政、法律和经济的综合手段，限期解决低浓度污水问题，杜绝劣质下水道工程。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利用的新场景与新增长点。在问题导向的污染控制之外，污水处理领域在新时期也有着全新的应用场景及新的潜在增长点。水务行业的视野和思维，正逐渐从污水处理厂自身运营走出去，与城市治理中的其他维度产生联系。

一是再生水参与城市更新。城镇污水处理厂的高标准出水就近可取、水量稳定、水质可控，可作为“城市第二水源”“工业第一水源”参与到城市更新中。在可预见的将来，再生水至少能够以三种方式参与城市更新。首先，通过供给可持续的水资源，释放高耗水企业的发展空间，继续支撑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其次，改变自然禀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我国西北部地区发展受限，水资源供给不足是其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再生水资源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西部经济发展。最后，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诸多前沿科技领域对于产业用水有着不同的指标需求，是高品质再生水的潜在用户。如芯片制造用水的水质要求非常高，这也是再生水利用领域的技术制高点。

二是区域再生水循环构建缺水地区水生态。在我国水资源匮乏区域，水资源分配需经过严格规划与调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生活所需。与此同时，常伴有区域水面有限、生态补水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在区域再生水大循环的思路下，污水厂数万吨的流量，通过水质提升，或将成为城市稳定安全的生态补给水源，支撑一个区域的水生态系统重构。

三是地下污水厂塑造城市新景观。传统地上式的污水处理厂占用大量城市用地，限制周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土地价值。在此背景下，地下污水处理厂作为一种城市污水解决方案，能够释放出地上空间，可以为城市更新提供更多发展空间；由于污水厂本身能够稳定输出水资源，能够打造绿化亲水的生态景观或主题公园，形成城乡生态综合体建设与地下污水厂结合的诸多可能，从而将污水处理厂的“负资产”变为生态的“正资产”。

作者系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与评估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